——以腾讯会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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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中钰? 张成良
【内容摘要】大数据技术与智能媒介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统教学的场景生态，远程在场的实现颠覆并重构了人们对传统身体在场与缺席的定义。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法，考察云端课堂中身体传播的表现及局限性。研究发现：身体与云端课堂场景的中介相互融合，呈现出智能主体的形态，学生个体通过签到、回应、美颜等行为参与到传播活动当中。与此同时，技术在场造成参与主体游牧者身份的生成、临场感的缺席、场景与行为的冲突，由此形成传播噪音，阻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流。研究认为，通过分析云端课堂中身体传播的表现及局限性，揭示虚拟环境下技术在场的动态特征及其对传统在场概念的重构，为理解和优化远程教育场景中的交互体验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身体；云端课堂；具身性；在场
交流是交流者交换内心感受与身体经验的行为过程，交流中身体的在场与缺席不同程度影响着交流的成效。受西方古典哲学柏拉图、苏格拉底等人的影响，有西方学者认为交流必须是发生于灵魂之间的行为，交流双方必须处于亲身在场的状态。奥古斯丁则将身体视为媒介，称其为一种实现自我交流目的的工具，他认为交流应该是内在思想的交换过程，身体、语言等媒介仅仅是一种载体，是一种具象化的在场（embodiment）。也有学者秉持天使传播观念，认为人类应该消除身体的存在，如天使一般实现心灵之间的交换。自电子媒介时代以来，通过使用技术设备消除人类感官局限性的古老愿景，一直是媒介和现实模拟技术发展的原动力。媒介技术的发展朝着遮蔽身体的方向前行，但实际上，“我们的面孔、行动、声音、思想和互动，都已经全部迁移到媒介之中”，人们试图将身体以媒介延伸的方式替代，建构起双方或多方主体身体在场的拟象。
“一切到达的事物并不需要出发”，维利里奥的断言揭开了数字时代下人类身体正在面临的在场性危机。大量的媒介技术嵌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交流开始发生于某一具体技术物所建构的媒介空间。借助远程交互技术脱离传统的时空一体化，交流者可以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具身于媒介物中交互，其身体也会消失在媒介物背后。“远程登录杀死了在场”，在场传统的时空一体化被媒介技术所解构，其定义不再是以人此时此地的身体行动为参考，而是需要引入媒介作为新的变量进行思想重构。
一、重构的在场
在西方哲学视域中，在场是一种显现的存在，是直接面向事物本身的行为。在场的内涵可以从感知、时空和行为三个维度去阐释。
从感知维度上来看，在场可以理解为一种知觉状态。Steuer（1992）指出，在场是指人对自然环境的感知，人不借助中介物直接通过身体去感知世界。在场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虚拟物体以感官或非感官的方式被体验为真实物体（Lee，2006）。戈夫曼提出共同在场（co-presence），行动者相互彼此感知构成了共同在场。杜丹（2022）则将在场定义为一种感知，即人在借助远程操控技术下对虚拟空间或其他具体空间存在的感知。在这种知觉状态下，在场强调的是主体能否被身体知觉感知，包括在场主体之间、在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感知。
从时空维度来看，在场与时空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时空一体化常被当作衡量主体是否在场的依据。吉登斯（2016）强调将在场置于时空一体的关系中去考察，当脱离此视角后，在场就失去了其意义。同时，在场也不单单形容主体在某时某地占据了一定的空间，不能仅看作是一种静态的存在。在场的身体或在场的空间包含在场主体所蕴含的社会关系与经验，“随着时间的‘逝去’和空间的‘隐遁’，在场和不在场交织在一起。所有的社会生活都发生于这种交织的关系之中，也都是通过这种交织关系而得以构成的”。正如潘忠党（2019）所言，在场“presence”可以用“being present”来形容，以此来揭示其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远程登录的出现，在场的必然性遭受解构，其不再受到传统时空一体化的掣肘。在场被置于新的时空一体化中，即“时空分离后在形式上的再组合”。
从行动维度来看，数字交往时代下的身体行为成为考察在场含义的新维度。维利里奥认为，在场是行动者亲身莅临在某个场景中产生行为和影响的在世存在，“因为任何此在在场，总是自己亲身在及物性关涉中直接上手和在世”，他强调在场必然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自身所经历的事情，这种在场规避了偶然性和随意性，是独立的、无法替代的。郭建斌（2019）结合了吉登斯对“在场”一词的使用语境，指出“所谓在场，指的是由特定的大众传播制度及相应实践所构筑的时空中的一种‘结构化’存在及其象征意义”。他所指出的在场，是建立在动态的视域下且已经包含了对在场主体行动的考察，行动者在相应场景中发生行为产生一定的社会关系，以此来说明自身的在场。曾白凌（2023）认为，在场已经从身体的在场转向为行为的在场，“身体的诸多器官功能和操劳被技术所取代或者简化，技术进一步遮蔽身体的整体，以行为痕迹为表征，身体得以以不同的行为方式在不同的空间同时呈现或遮蔽”......(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见《教育传媒研究》2025年第1期，本刊已入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相关学术数据库）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传媒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2JJD86001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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