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传播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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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效妹
【内容摘要】交通和传播的紧密绑定从多维度建构起“互联城市”这一新的现实。本研究以沪、苏地铁互联互通为起点，基于城市传播的视角，从 App、地景、物质流三方面勾勒出互联城市的连接实践，即服务型和社交型应用程序构建起城市微观层面上交流互动体系；物理景观实现城市内部空间叙事的多维贯通；城市之间的区域互联离不开政府和市场的一体化支持。最后，研究将进一步审思互联城市当中的连接和分化。
【关键词】互联网；互联城市；城市传播；“一码通行”
一、问题的提出
2022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捷报比分,捷报比分手机版：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提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基础支撑。为更好推进长三角地区的互联互通，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省市的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于 2023 年 11 月 7 日签署“一码通行”合作备忘录并于 2024 年正式启动，首次实现跨省 11 个城市地铁网络无缝对接。“要致富，先修路”的道理古今中外通用。道路（road），一向被认为是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也是重要的传播基础设施，传播学建立伊始便在讨论“交通”与“传播”（communication）的关系。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在追溯全球传播的起源时指出，交通道路和远距离传输网络、象征性交换手段共同构成了“涵盖了财产、人员和信息的诸多交换和流动回路”这一捷报比分,捷报比分手机版：传播的定义；查尔斯·库利（Charles Cooley）在《运输理论》（The theory of transportation）一书中也将交通运输划分为“物理运输”与“精神交流”，提出“传播作为观念运输组织”的观点。交通和传播形成一种“运动中的网络”，在这个网络的毛细血管中，信息与物资相互渗透、循环流动，构建出一个高度联动、协同发展的动态体系。
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在传播领域最深刻的变化便是汽车工业的崛起，后者直接推动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扩展与升级。宽阔的公路、立交桥，包括后续轨道交通星罗密布地铺陈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促进了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物流和人员流动，也深化人们对于“城市”这一概念的理解，并使得传统城市中心向外扩展，呈现出“郊区化”和“城市化”的双重趋势。按照米密·谢勒尔（MimiSheller）和约翰·厄里（John Urry）的说法，当人越是思考交通工具的地位及其带来的流动性将对社会产生何种影响，它便越会展现出一种包罗万象的“统治模式”，从当地公共空间与社区聚集，到性别认同与城市社会网络，再到国家形象与对现代性的渴望，无一不体现出身体流动可能带来的文化与社会建构。所谓的“汽车化”（automobilisation）进一步加强了移动技术与更结构性城市社会网络的连接，成为一种社会结构的中介方式。
而交通工具早已不再是当今世界影响流动的主要驱动力。21 世纪之后，城市在传播领域最深刻的变化便是智能手机、定位系统、智慧大屏、具身机器人等智能机器陆续嵌入城市传播秩序。例如上述“一码通行”中的“码”，作为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发展，成为城市传播与流动中的重要工具。通过扫描二维码，城市居民可以迅速获取场所信息、服务详情、支付链接等各种信息，社交媒体、电子商务平台和公共服务系统随之完善，推动了信息交互的多样化——这背后自然离不开互联网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整体支持。论及“交通”与“传播”方面，弥漫在城市中的互联网技术可以让我们更快获取电子地图导航、使用共享打车应用、一键乘车扫码等服务，甚至跨省市航班也推出“机上聊天室”功能。连接已无处不在，将库利所言物理运输与精神交流发挥到极致。
可以说，互联网发展至今三十载，数字技术与城市公共空间的融合日益紧密，已然形成相互渗透的物数复合环境。互联网技术通过智能设备、物联网（LoT）和大数据分析，将虚拟信息无缝嵌入到城市的物理空间中，智慧灯杆、智能交通信号灯、数字广告牌等设备都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这些设备用于数据收集和城市新价值生产，在提升城市信息传播的便捷性、城市资源流动的高效性、城市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城市空间因此不再是静止的、孤立的存在，而成为动态的、交互的互联场域。与此同时，通过场景化、界面化的城市应用，互联网这一巨构式的基础设施降维至人体感知和行为尺度，成为城市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随着互联网络在城市交流、治理、经济、文化活动中日益全面的覆盖，互联网已然成为与水力、电力同等重要的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个人对于城市的体验、认识、情感在互联设备过滤和放大之间被经验性地建构起来，由此重构了深度互联时代的人地关系。基于此，本文想问：如何从理论层面构筑起所谓“互联城市”的演进路线，以及如何考察“互联城市”的多维度连接实践？
二、从互联网到“互联城市”：城市传播的分析视角
“互联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不仅是技术与市场的简单结合，也是城市媒介化转型的整体变革。从互联网到互联城市的词缀替换有助于定位当前互联技术在城市生活的嵌入程度，城市传播的广泛视角能进一步勾连城市本身的空间属性，加深对“互联”一词的社会学理解。
（一）何为“互联城市”
网络是连接的桥梁。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即时通信工具等信息媒介，赋予人们新的交流方式和互动空间。这些平台通过信息的共享和互动，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个体之间的关系网络得以延伸和强化。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人们就预见到无线电网络在日常生活中的激增。1991 年，摩托罗拉公司的密尔·欧万（Mil Ovan）预测，“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社会将见证个人和专业沟通的重大‘无线演变’，这将改变我们在家庭、道路和工作中的生活方式”。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也指出，“数字通信、金融化和多式联运货运平台的循环速度将有助于将大都市逐步分解为加速的时间政治网络，人们将在软件中拥有领土，国别身份被消解，交流轨迹遍布全球，城市将无处不在”。互联网本质上的功能是对公共信息的运输与重新分配。通过无处不在的重复操作实现对日常生活的深度介入，网络连接起了一切近处与远处的事物，以此在城市中建构起一张主导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人造地表。
今天，维利里奥的预言已成为现实。城市环境本身成为了一个由宽带网络、智能设备和智能电表、传感器等嵌入式系统、数据和数据管理技术、云基础设施、平台、应用和电子服务组成的多层次互联结构。WLAN（WiFi）、蓝牙、WiMAX、LTE、LTE-a、Zigbee、Z-Wave 和 LoRaWAN 等异构通信技术的巨大进步，使得智能城市中的对象能够在确保网络连接的同时相互交互。感知到的部分是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软件获得城市出行信息、与约见的朋友随时保持路途的联系，跟踪应用程序上自己的移动轨迹与行进速度；与此同时，互联网作为一种基础技术的提供从使用者的视角中慢慢隐退。例如在“出行”背后是城市智能交通系统在全天 24 小时发挥作用，后者利用传感器和互联网技术优化交通流量，减少拥堵以提升市民出行体验，但那些公共系统中的“屏幕后”应用往往不被普通人所察觉，它们作为“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成为城市生活的底层载体。
因此，所谓“互联城市”（connected city），即一种通过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将城市的各个人、事、物要素高效连接起来，所形成的智能、协同，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生态系统，形成多个维度的互联互通。不同的媒介环境塑造了特定的社会关系模式，单就媒介性质而言，互联网时代是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基础的。传统媒介如电视、广播，主要以单向传播为主，形成信息的中心化和权威化；而互联网及其衍生的社交平台，则通过去中心化和互动化的传播方式，促进了平等对话和多元表达。因此，扎卡里·尼尔（Zachary Neal）指出，捷报比分,捷报比分手机版：“互联城市”的探讨有助于理解现代城市：它们是什么，它们如何运作，以及它们将走向何方；而操作层面上则是拆解其中各种层次的“城市网络”，这些层次是相互依存的，需要独特的分析方法来考虑不同类型的问题。萨拉·巴恩斯（Sarsh Barns）在2018 年出版著作《平台城市主义：谈判互联城市的平台生态系统》一书中同样指出，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平台成为城市生态系统的核心枢纽，我们需要反思一个日益受到数字平台的商业和组织逻辑塑造的世界对于城市公民生活意味着什么，来回应当前城市服务与数字生态系统之间深刻而普遍的纠葛。
在这个意义上，互联城市，既是“数字化即城市化”（digitalisation-as-urbanisation）趋势的产物，也是它的生产者。因为数字化和城市化是相互关联的过程，二者都需要通过信息的流动展开。在互联城市，包含了数据、服务、人员和物流的系统性提升：数据如城市的神经网络，实时传递信息，确保各项决策的精准与迅速；服务是城市运转的灵魂，从医疗到教育，从公共安全到娱乐，皆以智能化、个性化的方式提升市民生活质量；人员流动构成了城市的血液，连接了知识、技能与创新，为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创意；物流则是城市的动脉，将商品与资源高效传递，确保供需平衡与经济繁荣，以上四者共同塑造了城市现在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与其利益相关者和公民接触。国外学者进而搭建了一个包含连接（connects）、收集（collects）和控制（controls）的智慧城市“3C”分析框架，认为当前的“智慧城市”建设甚至超越了所谓“互联空间”，因为它不仅搭建了这些通道，还可以监控、管理和增强整个城市流动。这样一个“枢纽”般的结合被认为是帮助城市和社区托管“伞式系统”，借用该隐喻，本文认为，传播学视角下理解互联城市的核心应该落在如何理解“伞骨”和“伞面”的可沟通关系，即作为架构的互联网技术如何支撑起城市化的体验和流动实践。城市传播可以为理解城市内部以及城市之间的互联关系提供一个超越智慧城市系统内部计算性的人文视角。
（二）城市传播的分析视角
在位置型媒介技术的加持下，我们已置身一个“砖块加鼠标”的新的连接时代，以及一个人与人、城市与城市、数字与物理连接日益紧密的世界。“城市，一种超级媒介物”，可以通过各种事件和活动把人与人关联在一起，也可以像基础设施那样支撑起整个城市的日常运转。尼克·库尔德里（NickCouldry）也认为，媒体不是简单地“覆盖”领地，更别说“瓦解”地方间的界限。它们不是在塑造和重组它，而是制造新的距离——建设意义重大的新存在。以上观点揭示出互联技术正日益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并中介起城市日常生活的社会环境。社会科学的一大任务便在于创造隐喻，借助抽象的理论描述当下人们正经历的转变、技术所致力于建立的新的世界，以及划定和促进不同领域朝向同一个研究对象可能作出的不同贡献。于传播学而言，无论“智慧城市”“码之城”，还是“超机器城市”，李 彬、关琮严认为真正有意义的是对空间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的解读，并将其概括为“媒介即关系，传播即建构”。这一观点强调了媒介与传播在城市构建中的核心作用，即媒介不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是社会关系的纽带；传播不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社会现实的构建过程。当物理城市的空间生产越发受到网络化连接技术的显在或潜在影响，信息传递、地理元素和具身流动构成了城市日常生活的崭新体验，传播学能给我们提供更加全面与立体的观察视角，于是问题便变成了传播学该如何研究互联城市，或者说，互联城市在城市传播领域到底意味着什么？
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以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为代表的城市传播已然是目前传播学中将“媒介”与“城市”的关系探讨得最为深刻、完备的研究分支之一，重在研究和理解城市中信息传播过程、媒介使用及其社会影响的多维度方法，涵盖从信息的生产、传播到接收和影响的全过程。
狭义的城市传播通常关注具体的传播渠道和媒介在城市环境中的使用及其效果。这种视角通常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媒介渠道的研究：分析各种媒介（如报纸、电视、电台、互联网、社交媒体等）在城市中的使用情况，关注这些媒介在信息传播中的角色和影响力。例如，研究微信在城市居民日常沟通中的普及程度及其对社交关系的影响。其次，受众行为分析：研究不同区位城市居民如何接收和处理信息，包括他们对不同媒介的偏好、使用习惯及其信息接收的效率。再次，传播效果研究：关注信息传播在城市中引发的社会反应和行为变化，包括公共舆论的形成、城市文化的传播及市民参与度的变化等。
广义的城市传播则会将视角扩展到更宏观的层面，考虑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系统中信息传播的多种复杂关系。第一，城市传播生态系统：将城市视为一个传播生态系统，研究不同传播主体（政府、媒体、企业、市民等）之间的信息流动及其相互作用......(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见《教育传媒研究》2024年第6期，本刊已入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相关学术数据库）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可沟通性视野下的北京城市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1DTR04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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