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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智锦
近年来，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群体性事件等风险频出，对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公共健康、社会稳定与安全构成威胁。从全球范围而言，局部战争、政治冲突、国际贸易摩擦、大规模流行病等风险通过互联网扩散，跨越地理、文化的区域界限，蔓延至更大的范围。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防范化解重大突发风险的挑战都是一项复杂工程和长期任务。
作为社会公器，媒体须在更为宏大的制度和文化框架下助力于全球风险治理，发挥政治沟通、社会整合、风险预警、推动公众认同、化解社会危机等功能，承担起引导公共舆论、助推国际社会协同发展的职责和使命。在全媒体时代，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媒介已经远远超越了信息传播的初始功能，逐渐成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化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媒介化”既是风险治理的语境，又是风险治理的方法路径和对象。
首先，国际关系、国际贸易和外交领域的风险常常在跨境媒介场域得到集中呈现，矛盾、冲突、竞争、不平等、危机等风险要素在国际传媒、跨国互联网平台等媒介中被揭示、展现、传播，媒介成为冲突各方争夺话语权、合法性和支援力量的场域。
其次，在全球风险的预警防范和应对过程中，媒介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世界各国公共治理体系中的各类主体均可以利用媒介来反映问题、表达主张、化解矛盾、达成共识。多元主体在国际媒介场域中的行动令媒介成为投射社会现实、塑造价值观念、推动社会整合的阵地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工具。
再次，媒介的强大力量中也蕴含着风险。一是网络空间成为国际上各种社会思潮、政治势力、资本力量争夺公共注意力的重要场所，赛博空间呈现出的非理性、不平等、观点极化等特征为全球公共治理带来挑战。二是全球化和全媒体环境带来信息泛滥及其引发的各种问题，如信息过载、虚假信息、不实信息的本土传播和跨境传播，在突发风险中影响社会稳定，令公共治理面临更复杂的局面。三是 AI 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带来社交机器人在网络舆论场的广泛出现，尤其在国际舆论场，机器人成为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中的主要力量，很多研究发现，在“中美贸易战”“英国脱欧”和“俄乌冲突”等各类国际重大事件中均存在扩散特定信息为目的存在的社交机器人。
综上所述，全球风险的媒介化治理包含两个面向：第一，将媒介作为治理的主体，将媒介逻辑运用于全球公共治理的价值理念、制度建构和实践方式中，以媒介为治理手段、治理渠道、治理平台来防范和化解重大突发风险；第二，将媒介作为治理的客体，遵循规范性原则，对媒介系统内部进行规范，消除媒介本身可能造成的风险因素，达到完善全球公共治理体系的目标。
在信息化时代，大数据、云计算、AI 等技术手段成为媒介化治理的重要工具和得力助手，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能够起到监控、评估风险、预警预判等作用，计算国际传播研究成为新的知识创新增长点。
计算传播方法的应用有助于提高媒介在全球风险治理中的信息监测、风险研判、效果评估等能力。采用用户行为挖掘、文本内容挖掘等方法能够实现对全球风险事件中的不实信息、机器人账号的识别与监测，通过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辅助专家进行风险评估和研判。复杂网络分析方法能够追踪不实信息和机器人账号的传播路径和传播节点，帮助辟谣和阻断不实信息传播，掌握机器人账号的运作规律。针对大规模多语种文本的情绪分析和主题分析，可以对全球风险事件引发的集体情绪危机和社会心态进行监测。除静态的风险特征外，从动态演化的视角对风险事件的评估也至关重要，建立特定类型风险的周期模型，通过多主体仿真模型可以预判风险及其引发的国际舆论的发展走向，为建立全球多主体协同参与的风险治理体系提供阶段性指导。
传播效果评估是舆论引导、内容生产的重要决策参考，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扮演“指挥棒”的角色，效果评估研究也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全球重大突发事件中，媒介化治理效果如何，最终要在公众身上体现出来，而认知、态度和行为是评估公众反应的重要指标，这三者并非完全独立而是存在某种交叉重叠。采集分析社交媒体上重大突发风险事件的相关信息，挖掘公众的态度立场、情感走向、传播行为、互动网络、线下行动，能够为检验媒介化治理的效果提供根据，当然也面临着多语种信息带来的研究壁垒。
针对全球突发风险开展媒介化治理是一种实践导向的研究，将国际传播与计算传播进行结合，能够为计算传播研究带来新的应用场景和新的技术突破口，能够提升国际传播研究的科学性，促进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更新迭代与社会现实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
（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见《教育传媒研究》2024年第3期，本刊已入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相关学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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