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郅? 慧? 周? 敏
【内容摘要】本文系统梳理了 2022 年中国风险传播研究领域与热点前沿，考察了我国风险传播研究在理论构建、范式创新与行动反思等层面的新特征与新样态。
【关键词】风险传播；风险感知；风险治理
随着我国现代化社会的发展，直接与间接的社会结构性变革深刻显示着当下风险社会的表征。风险已经代替物质匮乏，成为社会主题和政治议题的中心。风险传播研究致力于观察风险信息在专家、风险管理部门、利益团体和民众之间的流动，尤其强调“专家如何将真相告知民众”，其最终目的在于引导政府、企业与民众之间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并促成良性对话。目前，元宇宙、区块链、5G 等前沿科技的发展引发了社会组织结构与运行逻辑的深刻变革。与此同时，全球性金融、环境、安全等相关风险事件频繁发生，现代风险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发生突然性等特征在与多元传播主体的交互中凸显。
本文对 2021 年至 2022 年期间发表于国内核心期刊中（包括 CSSCI 及北大核心期刊）风险传播领域相关论文进行回顾，从本体研究、情感转向、文化转向的理论向度和风险沟通、风险识别、风险治理的实践向度，系统梳理该时间段内我国风险传播研究在理论构建、范式创新与行动反思等层面的全新特征，分析总结我国风险传播研究领域的研究领域和热点前沿。一、本体研究：围绕现代风险认识论的考察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国外风险传播研究从默认专家主导的“技治范式”转向强调公众参与的“民主范式”，即将风险传播界定为个人、团体和机构间交换信息和意见互动的过程。互联网和新技术对于个体能动性的激活使得风险本身的界定发生改变，既有风险传播的认识对于新社会环境下的解释力稍显不足。将后常规风险观作为风险传播的研究起点，有助于超越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的风险观争议。
对于风险的认识呈现出客观介入与主观结构两大领域，客观方面主要涉及技术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革，主观方面则与风险感知的研究推进相关。技术的全面发展与介入使得现代风险呈现出新的特征。有学者认为，技术升级有可能导致难以预料的巨大风险，该类风险通常是由不恰当的技术诉求导致，技术能够制造出与我们进行自由对话的灵魂伴侣（社交机器人），但虚幻的目标可能使社会陷入伦理纠葛困扰。主观建构性是风险社会的显著特征，其侧重于认为风险不仅由技术因素生发，而且在意义生成中得到建构。具体而言，风险感知指个体对于外部客观风险的主观感受，体现了风险本体论和建构论的两大领域。当下，互联网不仅是风险信息的“搬运工”，而且在自我修饰与生成中定义出新的风险。这种动态的媒介过程本质上是政治社会化意义的风险文化培育和观念塑造。
二、“情感转向”：基于个体认知及情感要素的探讨
早期的风险感知研究聚焦于对于风险等级和评估的客观性划分 , 对于主观性和社会性维度的考察相对缺乏。目前，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社会情境和个体认知结构对风险感知的影响，丰富风险传播研究的多维路径。虽然社交媒体和权威媒体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但均在不同程度上通过影响公众的情感或者认知进而影响其预防行为。在社交媒体与预防行为之间，负面情绪起着一定的作用。有学者研究了风险感知中的“愤怒效应”，将其视为风险评估中的情感式激活。研究发现，个体对风险特征的认知并非基于客观衡量，而捷报比分,捷报比分手机版是基于情感驱动。作为一种社会建构，恐慌感也是风险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心理机制。相比于媒介渠道，人际交流重构了个体对于疫情新闻信息意义的解读。与风险相关的信息在人际渠道中被放大和聚焦，甚至被赋予极端威胁的想象。类似地，有学者对非常法时期的安全风险感知、恐惧抑制处理进行研究发现，对于个体生命健康层面的直接威胁，会促使个体改变态度与行为，以抑制恐惧和降低风险。现代风险通过不断社会化，推动民众的风险认知和排拒心理普遍成型，要想越过心理的范畴，将其转化为能够产生具体影响的社会行为需要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
除恐惧、愤怒等负向情感要素外，公众正向情感的激活对于风险传播过程具有积极调节作用。社交媒体为获得人际关怀提供了情感交流渠道，发挥社会情绪的调节作用，有利于形成巨大的社会凝聚力。在非常态社会背景下，社交媒体平台为公众搭建起的健康社区，为其带来共渡难关的正面情感支持。此外，系列研究进一步表明公众在风险传播中能动性的增加，演变成为各类风险应对中情绪激活的积极主体。公众会针对风险和形势做出适应性行为，具体表现为，公众通过策略性的信息接触，能够对情绪状态进行自我层面的调整，并通过此方法减轻或调控风险对于个人情绪的影响。“情绪平行说”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国外学者提出的“作为情绪的风险”假说，并提示在考察“风险感知”这个构念时，可以考虑将其概念操作化为“认知—情绪”的二维结构。
三、“文化转向”：风险传播研究中的中国本土化阐释
社会文化因素对于公众风险认知的影响体现出风险传播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即不仅关注风险传播过程中个体的认知、行为差异，还将个体放置于其所在的宏观社会文化语境进行考察。风险传播从心理认知到宏观管理的转化所体现的中国社会的特殊语境 , 为学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机遇和理论突破的可能性。总体上看，当前基于中国本土化语境与风险传播相结合的研究相对较少，部分学者在模型构建与理论拓展方面做出一定尝试。根植于我国本土的代际语境，有学者研究了风险传播促成健康预防行为的相应路径后发现，不同渠道的风险信息接触对不同世代的防疫情感无显著影响，但在防疫行为预测中体现出中国的特殊现象：传统媒体接触更能促成祖代的防疫行为，而社交媒体和人际交流则更能促进子代和亲代的防疫行为。公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对于涉风险类事件的态度。如有学者通过“格—群”文化理论的研究发现，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民族中心主义、客观政治倾向和主观意识形态自评等政治价值观可能会影响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在捷报比分,捷报比分手机版： HPV 疫苗普及的健康风险研究中，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的作用亦得到证明。当中国女性暴露在媒体或在线社区的健康传播活动，尤其平台提供同“损失—将来”框架特质相同的信息时，女性更像“远虑的冒险家”勇敢地激发自己接种疫苗的意愿。
此外，基于本土语境和文化的研究拓展了风险传播相关理论模型，并为风险治理提供新的视角。有学者对疫情期间的中国网民进行调研，在已有的危机与应急风险传播框架内，引入“媒介可信度”变量，拓展经典的“信息接触—风险感知—行为驱动”理论模型。研究验证了媒介可信度在“政府”“新闻媒体”和“公众个人”等信源接触与防护行为的关系中扮演中介角色，丰富并拓展了风险传播的经典模型架构。中国文化形成了风险时期具有本土特色的“移动化”社会治理实践。有学者研究了我国制度及文化要素驱动风险社会的形成，并由此提出，风险社会放大的本土化治理应针对风险演化，采取系统化的应对方式，对不同缓解风险的方案进行权衡，关注风险社会潜在的脆弱性、盲点和风险溢出后果。中国人在空间剧变和重组中强调文化传承、在阶层流动中强调安居乐业、在全球贸易中强调身份认同、在全球竞争中强调共同命运的共识，在“共同体”中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和弹性的“移动性文化”......（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见《教育传媒研究》2023年第1期，本刊已入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相关学术数据库）
作者周敏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郅慧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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